潘 正 秀

 

    1962年初秋，当我刚刚结束漫长的大学生涯，尚未踏入外交部大门时，一纸调令把我送到世界屋脊——西藏，也就是被人们称作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当年我作为一名译员，参加中印边界冲突中的一些文职工作。新世纪伊始，当我们结束在国外的外交使命后，外交部又返聘我丈夫和我回部工作，筹建“西藏事务办公室”（简称“西藏办”），重新涉足于涉藏对外事务。可以说，我的外交生涯从西藏开始，又在西藏结束。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说过：“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回忆40年前那次出差的经历，我真正体会到“文装解放军”的含义，一个“文装解放军“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记得当时我已在两所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修完两种外语，外交部选定我入部工作，并把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印地语（印度北方地区的官方语言）组实习。一天，印地语组组长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很和蔼，也很神秘地告诉我：“外交部通知你去一下。”从她的表情看，好象有块美味的馅饼要落到我的头上。实际上，她也不知道我的去处，因为中央决定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当时没有对外宣布。外交部保密保得很严，她不可能知道，其他同事更是蒙在鼓里。我突然从办公室消失，引起同事们的种种猜测。

    到了外交部，一位领导态度非常严肃地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讲了一番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分配，领导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道理。并要我从现在起绝对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然后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在两个半小时内出发，到北京前门外一个军队招待所集合。当晚要起飞赴“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对去处与任务不要多打听，也不要向家人和亲友透露自己的去向。总之，要严格保密。实际上，当时我无法泄漏任何秘密，因为我一无所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感到很茫然。那位领导似乎也没问我有什么困难，能否按时出发之类的话语。我既没提出任何想法，也没向领导表示什么决心，只是在朦胧中默认了领导对我所说的一切。

    两个半小时就要出发,事情太突然了,时间也太短了。偏偏这时我的丈夫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留学生学习班。当时交通与通讯不便,既打不了“的”，更没有“手提电话”，他虽近在北京西郊，我竟然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来不及向他打个招呼，就根据领导的指示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了。在这种意想不到的背景下，告别我新婚燕尔并即将飞向“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丈夫，当时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我在临时借用作为我们新房的一个房间内的桌子上留了一个小条，上面简单地写了这么一行字：“我有紧急任务，临时出差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具体情况请向外交部干部司有关领导了解，保重！”随后，我在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迎接的情况下，提着极其简单的行装，就出发了。当时我虽已结婚，但仍扎着两条小辫儿，像个农村里的大姑娘，身上土气十足。

    走在广阔的长安街上，看到来去匆匆的行人，我思绪万千，心情复杂。我不知道我将踏上什么样的征程，我能否胜任我即将接受的任务，心里有点犯嘀咕。但无论如何，这是组织上第一次把我当作“文装解放军”，而我也毫不打折扣地真的做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大概能算我入伍“文装解放军”后的第一份答卷吧。因此，我对自己的起步总的还是感到踏实和满意。

    到了机场，一位首长（后来才知道他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看到出发的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志，他以和蔼的语气，（我感觉像湖南话）对我说了一声“花木兰要上西天咯！”这是我从首长处得到的有关我的去向的第一个信息。与这位首长同机出发，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发生。加上当时报上陆续有报道称，印度军队不时在中印边界沿线挑起事端，我初步判断我们那一行人可能要飞赴喜马拉雅山麓或到中印边界地区什么地方。到达拉萨后，军区领导分配我到西藏山南琼结县筹建印军俘虏营，担任翻译工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平凡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在西藏山南地区这个偏僻与贫穷的小县城开始了（在我的记忆中，现在的琼结县当时好象有写“穷结县”，也有写“穷极县”的。我心里曾想，从这个县的立名看，其贫穷程度当是不容置疑了）。

    40多年来，我之所以情系高原，如醉如痴地眷念着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因为西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朴的民风，特别是优美的歌舞使我为之动情，更重要的是，西藏既是我外交生涯的起点也是终点。这里有我对西藏挥之不去的情和永远解不开的结。我在这块净土上接受了“岗”前教育和意志锤炼。使我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每当遇到艰辛与困难时，总要拿这里进行一番对比，一想到条件比当年的琼结还好，精气神就来了。

    回想当时琼结的卫生状况与生活条件，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我想这种日子，现在恐怕一天都不能过。我结束在西藏的任务后，回到江心洲，向我妈妈讲起我在西藏的生活情况，她心疼地流着眼泪对我说，“你这个小丫头，就是心太大，总要远走高飞。我们在江心洲住着，不是很好吗？爹娘哪舍得让你吃这样的苦啊？！”是啊！我在家里是独生女儿，左邻右舍都知道我是个惯宝贝。但说也奇怪，面对西藏严冬季节高寒缺氧，一没有氧气瓶罐，二没有御寒设备，我似乎倒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好在有的是革命热情与青春朝气。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真是“缺氧不缺精神”。但在我们第一批先遣人员亲手所建的俘虏营里，对我这个当时唯一（后来增加了）的女性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方便”成了我最不“方便”的事。当时俘虏营营部建在一个喇嘛庙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我的“卫生间”白天黑夜都在俘虏营后面那座大山脚下的荒野里，每“方便”一次，我都“胆颤心惊”一番。既怕有陌生的藏民（周围有稀疏的藏民民居）出现，更怕野兽出没。好在当地藏族同志对我说过，那座山顶上有文成公主的望乡台，我心中把它当作精神寄托。我想，来自唐朝长安的这位公主的亡灵定会保佑我这个江南水乡的汉族姑娘。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但40年前的西藏实在没有条件让我讲卫生，大半年的时间，我没有洗过澡。洗衣也是很困难的事，我只能到山脚下雪水集存的沟凼中去洗，每洗一次衣服，我双手都要被冰冷的雪水冻僵一回。我睡的是地铺，下面垫的是我们汉族人很不习惯的有着浓烈酥油味的喇嘛庙卡垫。我想那块卡垫已为时久远了，因此，刚开始几天，每当我要睡觉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后来慢慢就麻木不仁了。初到时相当一段时期，因没有高压锅，我们吃的是夹生饭和发不起来的粘馒头，喝的是顶多八分开的水（西藏地势高，气压低，烧水不到摄氏100度就沸腾），那么长时间吃的是罗卜干与白菜干，没见过一片绿叶菜。后来，我想那时我的肠胃是否有“特异”功能，要不然为什么在那里我几乎没闹过肚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在那里吃了手抓羊肉、酥油茶和粘粑面。内地的去的汉族人都不大习惯，我样样都能吃，而且吃得有滋有味。

    除了生活的艰巨外，我在西藏期间工作上遇到的种种难题也给我上了一堂在两个大学里都没学到的课。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学生每天要与上千名刚刚放下武器的印度军人打交道，要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还要负责对他们的教育与管理。在那里工作可以说是没有上下班，没有白天和黑夜，更没有节假日，有事就得干，有情况要立即汇报与处理。那样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给我留下值得反复追思与咀嚼的回忆。为我一生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吃苦耐劳的基础。在后来数十年走南闯北、东奔西颠的外交工作中无论是环境艰苦或者条件优越，可以说我都能适应。我想，这与我生在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庭及我在西藏经受的磨练不无关系。因此，我一直把我与西藏的这段情结看作我人生的一个宝贵经历。

    最重要的是，由于在西藏经历了那场自卫反击，我在维护祖国领土主权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更加坚定了。从那时起，一个信念在我脑海里深深扎根，绝不能让已经翻身的百万藏胞重新当牛作马，绝不能让西藏这片占祖国版图八分之一的领土被外国势力强占蹂躏。在我常驻国外近二十年，特别是在印度使馆工作六年期间，甚至在2002年我随“西藏文化周”出访欧美时遇到达赖集团策划组织一些人闹事，或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讲坛上，利用“西藏问题”挑起事端，我总感到有责任理直气壮地捍卫祖国尊严。

    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2001年初，外交部西藏事务办公室成立，我的丈夫刘新生大使出任“西藏办”主任，我也有幸成为该办的参赞。没想到我们夫妇的外交生涯，在涉藏外交事务中得以延伸，并在这一神圣使命中结束。为宣传西藏、了解国外藏胞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我曾随国务院新闻办代表团重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此后，我又到了比利时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

    2002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组团到比利时和加拿大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这次“文化周”活动是一次以西藏为主题的大规模、全方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它直接向欧美地区公众传送了有关西藏的信息，为比、加两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了解西藏的机会。通过绚丽多彩的图片与唐卡展览、浓郁东方风韵的影视展播、精美绝伦的歌舞演出和富有成果的藏学家与活佛的坦诚交流，把一个真实而又美丽的中国西藏呈现给了比、加人民。不仅使他们对西藏增进了了解，同时也使中比、中加人民的友谊发展和加深。

    我在随团访问期间，除参加总团一些活动外，主要参与了藏学家和活佛团与比、加两国议员、专家、学者、教授以及社会名流的广泛交流与座谈。我临时“抱佛脚”，学习了一些有关藏学与宗教方面的知识，因此，圆满地完成了接受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采访的任务。这是我四十年外交生涯中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涉藏外宣活动，也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成功的外宣工作所能发挥的巨大的震撼力与穿透力。我没想到迷人的歌舞、精美的唐卡、珍贵的图片与藏学家及活佛真诚翔实的发言那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我自己通过这次“文化周”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增添了我对祖国这片神奇而又广袤的土地以及璀璨的藏民族文化的热爱与钟情。我一辈子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工作，应该感谢涉藏事务使我有机会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

    在加拿大举办“文化周”期间，当地“藏独”势力活动猖獗。在我们活动的重要场所，先后多次有数十至数百名流亡藏人，游行示威。其中尤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首场西藏歌舞演出时，“藏独”分子数次制造事端，最为恶劣。他们在我们歌舞团演出的场地外，也表演起所谓的“西藏歌舞”，可惜无人驻足问津。最令人气愤的是，当晚数名“藏独”分子混过剧场，先后从不同角度呼喊“藏独”口号，一名“藏独”分子甚至冲上舞台向观众高喊口号，另一“藏独”分子展示了“雪山狮子旗”（西藏“流亡政府”的伪“国旗”）。由于防范周密、措施果断，及时将企图破坏演出的滋事者清除出场。此时，我们的藏族演员临阵镇定，继续给观众奉献优美的舞姿，令观众大为感动，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藏独”分子的丑恶表演，引起观众极大的愤慨，他们向滋事者愤怒高呼“滚出去”的口号。此时，正义与邪恶，美丽与丑陋鲜明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第一次亲历这种斗争场面，当时我为西藏有这样一支深具艺术造诣的文艺工作者队伍、这样一支涉藏外宣队伍而骄傲与自豪。我感到他们每个人就是一位涉藏外宣工作的“形象大使”，也为我国在国际涉藏斗争中正义的声音与形象深得人心感到鼓舞。

    来自西藏的艺术家们在比、加两国共献上10场精妙绝伦的演出，场场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使观众亲身感到雪域高原艺术独特的感染力。一些观众说，他们虽听不懂演员演唱的歌词，但从他们高亢的歌声，“完全可以领悟西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看出“他们生活在幸福与祥和之中。”更多的观众冲着代表团成员竖起大拇指，无声地赞美西藏艺术家们的演出“真叫棒！”当地媒体对这次“文化周”也作了不少正面客观的报道，例如加拿大一些华文报纸以“雪域风情耀枫国”（加拿大素称“枫叶之国”）、“雪域艺术倾倒多伦多”、“中国西藏文化周轰动多伦多、让加拿大人民认识真正的西藏”、“中国西藏文化周热闹登场，揭开西藏神秘面纱”等醒目的大字标题,为“西藏文化周”作了大量积极客观的报道与宣传，这在欧美国家是少有的。

    除到国外宣传西藏外，我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不畏高寒缺氧多次到西藏学习和考察。2002年，我随外交部参观学习组前往雪域高原。当我的双脚重新踏上西藏的土地时，飞机降落过程中的急剧巅簸给我带来的不适和高原反应使我产生短暂的恍惚。但稍一定神，发现展现在面前的是真真切切的世界屋脊，是我数十年来魂牵梦系的地方，这时我的激情来了，心中涌动起这样的诗句“香巴拉*就在我脚下，香巴拉，我又回来啦！”

为了找回我40年前的“影子”，我忙里偷闲，在参观山南文物古迹期间找了一位藏族同志陪我去了一趟琼结。历史的长河是奔涌向前的，西藏的发展也是神速的，我已找不到当初的明显标记。只好在已移址重建的琼结县委大院门口照下一张照片。以此佐证——“琼结，我绝不会忘记你，琼结，我真的回来了。”在这次喜马拉雅之旅中，我还登上5020米的米拉山口，这对我作为一个已届花甲之年的老人，也算是在挑战自我中打了一个高分。说实在的，这次旧地重游，对我既是一次情感之旅，也是一次重新充电，使我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又产生了新的认知和新的情缘。因为：

一、我是西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见证人。40年前，

我到琼结时，正值西藏冬季，土地是贫瘠的、山脉是光秃的、人民是贫困的、道路是崎驱的、信息是闭塞的。总之，现代化距之遥远。然而，40年后今非昔比。给我印象最突出的一是教育，二是绿化。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我感到尤为显著。现在清晨走在拉萨与其它区县的街道上，到处可看到三五成群的儿童，其中绝大多数是身体健壮、面色红润的藏族儿童。他们穿着蓝白相间或红白相间的校服，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其情景与内地别无它样。我从内心感叹，他们与过去西藏百万农奴的子弟相比多么幸福！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程度，我从西藏教育的现状，看到了西藏总体的发展水平。

如果说，教育是培养人才和振兴社会的途径，那么绿化就

是美化环境，改善生活的标志。我40年前到西藏去时，正值冬季，印象中没看到一棵象样的树。而现在公路沿线、山坡道旁、住宅区内成片的树林蔚然成景，至于西藏的江南——林芝地区绿化树木更是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另外，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拉萨，穿着新潮的男男女女，拿着手机急冲冲地穿梭在街道与楼宇间。餐饮、小吃、发廊、桑拿、歌厅与舞厅等设施随处可见。拉萨的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健康的。可以看出，拉萨人（其他县城也是一样）同样享受到内地人所享受的现代文明。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任何一个西藏人站出来，都能高歌一曲。我们出席的几次宴请，招待员们端着香醇的青稞酒，唱着深情的藏族歌曲为我们逐一敬酒，我被感动得站出来，也融入其中，与她们同唱“北京的金山上”、“逛新城”等我三四十年前学会的藏族歌曲。据我观察，西藏人民精神面貌之所以这样好，一方面，因为藏族生性快乐，更主要的是绝大多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无衣食之忧。我们走在拉萨街上或到乡间均看不到乞丐。从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藏式民居与新潮小楼可看出藏民的居住条件有很大改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亲临了藏民家庭，看到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的巧妙融合。当然，整个西藏，无论从人民生活或基础设施等角度看，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发展与管理水平还是明显滞后的。要让西藏尽快发展起来，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艰巨的。

二、见到援藏干部我就想起孔繁森。我们到西藏各地，都有内地调到西藏或援藏干部出面接待与接见我们。我在西藏见到的内地赴藏最高的干部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杨传堂同志（现任青海省省长）。他进藏九年，七年没有回内地过春节。他还把夫人调到西藏。可见其扎根西藏的决心之坚定。他在言谈中口口声声“我们西藏，我们藏民”，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几乎现在流行的每一首藏族歌曲，他都能朗朗上口，我感觉他的血管里，已融入了西藏人民的血。我想，这样的高干在民族地区工作，祖国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山南地区行署廖克勤副书记，他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列举着山南地区拥有的七个“第一”（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昌珠寺，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第一部经书——邦贡恰加，第一部藏戏——巴贡布等），好象山南就是他的家乡，其实他的家乡在湖南。这些援藏干部任期是有限的（一般三年），但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看出，他们全身心地在谋划着本地区的今天和明天，想得那么远，那么细。

为数不少的和平解放西藏时期进藏的“老八路”、“老西藏”的后代，有的还是“团结族”（父母一方是藏族，一方是汉族）。他们沿着老一辈的足迹，继续为西藏的发展作着贡献，他们可以称得上是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的“接班人”。上述各类调藏和援藏的干部及他们的后代，他们的职务各有高低，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对这片土地及这里的人民的真挚感情是相同的，他们在维护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上的决心是坚定的，他们把心留在了西藏。如果用“三个代表”的尺度来衡量，他们都是“三个代表”身体力行的典范。我在西藏短短的几天中，每当与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感到，孔繁森没有死，孔繁森就在身边。孔繁森造福于西藏，造福于西藏人民。而西藏和西藏人民何止造就了一个孔繁森呢？！当然，广大西藏本地干部，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热爱人民、精于业务、勇于创新，他们更是西藏建设与发展的骨干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是西藏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千百年来，西藏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苦大众遭受历史上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为了将西藏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构想，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使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百万农奴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更是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常系于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就提出了检验西藏工作的著名论断：西藏工作“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一重要论断阐述了党对西藏工作的根本着眼点。后来许多加快西藏发展的政策措施，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制定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1994年7月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党中央作出了各部门和15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开创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新局面。我们外交部每隔三年都有一批同志到西藏外办支持工作。我的老伴因为我与西藏早年结下了情结，他也和我一样酷爱西藏。我们在家中经常议论“如果我们再年轻十岁，一定一起报名参加援藏工作者的队伍。”这虽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我们还愿在有生之年为西藏的发展作点微薄贡献。

*“香巴拉”，藏语，来源于梵文。意为“怀抱在幸福之源的地方”，与香格里拉含义相同。

 

（作者为中国前驻文莱使馆参赞、前外交部西藏事务办公室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