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川

 

    1968年10月,我和南京1000多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奔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当年我落户的地方叫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珠和公社阿日拉大队。两年后，草原牧民推荐我到“内蒙艺术学校”学习，短短四个月的紧张培训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乌兰牧骑”草原演出小分队，成为一名草原文艺宣传工作者。从此，我和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乌兰牧骑”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生事物，即“草原上红色轻骑宣传队”。“乌兰牧骑”的蒙语意思是“绿色的嫩芽”，引申义是“有很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说实在的，内蒙古大草原因为幅员辽阔，牧民居住分散，平时他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乌兰牧骑这支马背上的文艺宣传小分队，将文艺送到他们家门口，确实受到广大牧民的热烈欢迎。“乌兰牧骑”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干队伍，一般只有15—20人，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唱，每个队员都需要“一专多能“，一台两个小时的演出节目全由这帮人包揽。他们风餐露宿、走村（嘎查）窜户（蒙古包），和广大牧民结下深厚的情谊。几年以后，我被推举为乌兰牧骑小分队队长。

    我所带领的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当年是内蒙古文艺界的一面红旗，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它担负着全旗3万多平方公里、170多个嘎查（蒙语：相当于“村”）、11万人口的演出任务。每年平均要用8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为当地群众演出近两百场。即使这样，每个牧民平均每年仅能看到一场演出。我参加的基层演出不下三千场。而这些演出条件之艰苦，观众渴望文化生活心情之迫切，演出场面之动人，恐怕是城里人所难以体会到的。

    记得1981年月10月一个阴冷的夜晚，我带队在阿尔巴斯苏木（乡）库计嘎查演出。舞台是库房前的一片空地，400多个牧民穿着羊皮袄席地而坐。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可观众竟无一人离去。他们有的把皮袄翻过来披上，有的用双手遮在额头上，静静地坐在原地。为保护服装乐器和灯具，我让演员们进库房避雨，待雨停后再演。可回头一看此情此景，不知怎的，鼻子一酸，泪水就流了下来……还能说什么呢？一声令下，候场的演员跑上台去用塑料布和雨衣挡在乐器和照明灯上，演出继续进行。直到结束，雨一直没停。谢幕时，牧民们纷纷跑来用自己的皮袄裹住浑身湿透的演员们。在灯光的照射下，实在分不清演员们、牧民们那一张张脸上晶莹闪亮的究竟是雨水，还是泪水。

    1982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带着十几名演员乘卡车从察汗淖苏木马什海嘎查演出点出发去四十里外的一个畜群点和一户牧民家演出，临行前通知了牧民，晚上在嘎查演出。两场演出结束返回嘎查途中，遇到一座10里长的大沙丘和一道泥泞的河滩。垫杠子、挖淤泥，不仅搞得我们筋疲力尽，而且耽误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马什海，已是深夜12点。可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还有80多个牧民仍在等我们要看演出。看到演员们一个个个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叫他们化妆。可看到身背婴儿、扶老携幼的牧民那双双期待的眼神，我更不忍心让他们失望而归。演员们和我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他们都自觉地坐在行李卷上等候“照常演出”的决定，有的干脆已经抹上了油彩。这场演出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多。整个演出气氛异常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压场节目——歌舞《鄂尔多斯婚礼》的前奏曲刚起，牧民们就情不自禁地和着音乐节拍唱了起来。到高潮时，台上台下，欢乐的《敬酒歌》、筷子的敲打声、盅子的撞击声响成一片。这声音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在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类似这样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20年来，我带着这支文艺轻骑队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不分春夏秋冬，不管风吹日晒，为牧民们送去欢乐和笑声，为牧民们带去满足和享受。为培养群众感情，我曾和老牧民同炕促膝谈心到深夜；参加洗羊劳动，烧焦了眉毛和头发；为满足牧民精神生活的需求，我曾带着一身药疹、40度高烧坚持演出……牧民感谢我们，喜爱我们。下乡演出时，他们腾出大炕给我们休息，自己睡地铺，有的甚至把为儿子、媳妇准备的结婚被褥拿出来给我们御寒。他们用最好吃的酥油、奶皮、手扒肉款待我们。民族歌舞的纽带、乌兰牧骑的精神把我和牧民们连结起来，融为一体。我在生活实践中，真正体验到了艺术的生命力，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

    我不仅学会了蒙古舞的表演艺术，而且掌握了蒙古舞的创作方法。为了更好地塑造牧民形象，学剪马鬃，我被马蹄踩烂过脚背，疼痛钻心；学套马，我磨破了臀部，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可创作表演的牧民形象却得到了牧民们的一致称赞。他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乌楞齐”（我名字的谐音，蒙语善良的意思），说我“象蒙古人”。

    我独立创作和与别人合作创作并表演的节目就有50多个，其中表现牧民劳动场面的舞蹈《送绒路上》、《剪马鬃》，表现蒙族少年热爱集体的舞蹈《草原新一代》，反映民族团结的小舞剧《热血》，反映善良战胜邪恶的小舞剧《草原琴声》，歌颂改革开放的舞蹈《致富路上》等，分别在自治区或全国性的文艺会演中得过奖。我本人也因此被吸收为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理事、伊克昭盟音舞协会副主席。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在艺术上的追求，不仅得到国内观众和行家们的认可，而且还得到国外的赞誉。1988年5月，我参加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艺术团，应日本国际艺术家中心的邀请，赴日本进行了为期15天的访问演出。我们节目浓郁的民族特色、古老的传统习俗、清新的生活气息及精湛的表演艺术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NHK广播电视台、《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都做了宣传报道。日本的观众评价我们的表演“服装美、音乐美、舞蹈美，是一种最高的艺术享受”。岐阜县议会的议长说：“你们的演出，使我们看到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在东京《朝日新闻》社文化会馆演出时，4000日元一张的票不仅提前全部卖完，每场还售了了不少站票。新闻社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剧场只接待过两个中国的文艺团体，一个是梅兰芳的京剧团，一个京是鄂尔多斯民间艺术团。东京的首场演出，主要观众是30多个国家的驻日外交使节和日本知识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他们对每个节目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在《摔跤舞》中，我扮演的是单人角斗士。那两个道具摔跤手双腿（实际是我的四肢）的逼真的踢绊钩拐和扑倒动作使得全场观众不时发出痛快的大笑。舞蹈音乐刚停，我把服装一掀亮了个相，台下发出了一片惊叫和会心的笑声，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整个演出达到了高潮。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排在节目单男舞蹈演员第一位的“鄂尔多斯民间艺术家”竟会是一个在紫金山脚下长大的汉族人呢！他们更无从知晓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曾多少次趴在那达慕摔跤场上细心观察摔跤手们的动作，为练习摔跤而跌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呢！

    我曾为内蒙古民族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乌兰牧骑的健康成长做过一点贡献，当地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1984年，经内蒙古文化厅推荐，我被评选为“全国边陲优秀儿女”，挂上了奖章；1988年，我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在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20年，当地的党和政府关心我，善良憨厚的牧民养育了我，民间老艺人和蒙古族艺术家培养了我，使我这个喝长江水长大的南京知青成长为一个在内蒙古文艺界还算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和编导。当然，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我的青春年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献给了草原，献给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20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饱尝了多少人间的酸甜苦辣，许多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使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