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石璞烈士
王 昭 全
1929年6月的一天傍晚,夜幕伴随着蒙蒙细雨,降落在古都南京城的里里外外。一列从上海驶来的火车,冲断了层层雨丝,喘着粗气,徐徐进入南京下关车站。从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中,步出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秀而健壮的东北少年,他就是从东北转道上海来南京求学的石璞。
石璞,别号国柱,1913年8月24日生于辽宁省铁岭,兄三姊二,他居小。其父石铭三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小官员。石璞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
1920年石璞入铁岭县立等一高级小学读书。1926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中的初中部,他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跳级读完初中,结业时名列第二。1927年9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由于他资质聪颖,加之在班级中年龄最小,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为“老弟”“神童”。
石璞不仅学业优秀,而且具有演讲和演戏的才能。在东北大学和附中的一次联合演剧中,他扮演的角色惟妙惟肖,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称赞。同时他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在附中读书时,恰遇东大创始人王永江校长病逝,全校师生召开追悼大会,筹委会选中由石璞宣读祭文。他站在祭台上,手无片纸,从头至尾把悼词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声调抑扬顿挫,悲痛感人,催人泪下,他的才能又一次震动全校。
当时东北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存在着3种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奉系军阀及处于地下活动的国民党。日帝和张作霖互助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张作霖以巩固其在东北的特权,而张作霖则借助日帝以维持他“东北王”的地位,并借此对抗关内的其他军阀。
石璞的家乡铁岭,是当时日帝享有特权的范围,也是他们侵占南满铁路的中途站。铁路沿线的大片肥沃的田野、山林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划为“附属地”。侵略者在“附属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恣意污辱和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人格。在这种情况下,热血青年都怀有强烈的爱国正义感,怀有反对日帝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怀有反对奉系军阀残暴统治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这种朴实的爱国思想指导下,许多青年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1928年12月间,石璞和许多青年都秘密的加入了当时以“革命者”恣态渗入东北境内的地下国民党。
一天,东北大学附中的一位教师在沈阳火车站上车时,无辜被日本人打了一个耳光,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石璞目光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他高喊:“这是奇耻大辱,不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满满铁路和租界,我们就是亡国奴。”继而,他又斩钉截铁地挥动拳头说:“只有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中国才能得救,别无他路可行。”
1929年6月,石璞满怀学成大业、拯救中华的壮志,与陈景星、王育仁、郑辅周、金鼎铭等人结伴从沈阳经大连乘日本客轮“大连丸“号去上海。
上船后,他从同船的旅客中,得悉“大连丸”轮船原是中国北洋海军的一艘军艇,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日本掠去改装成客轮,并由日本人专营大连至上海的航运。听到这里,石璞怒视着船尾的“膏药旗”,愤然对同伴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甲午战争后,把东北占为它的殖民地”。
这时,船正航行在黄海海面上,海上起风了,风越刮越大,海面上怒吼着山一般的巨浪,石璞双手紧握着船舷的栏杆,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屏息凝视着汹涌的大海,双眼闪灼着晶莹的泪花,他默默地悼念着45年前在中日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官兵。他对天,对大海,对着先辈殉国的海域宣誓:“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长眠海底……吾辈现已成人,不雪国耻,枉为炎黄子孙”。
石璞等人到达上海后,第二天就转道南京,住进花牌楼太平巷奉直会馆。因考期临近,他们昼夜温习功课。7月初,石璞和陈景星被金陵大学录取,石璞入物理系。
在南京读书期间,东北藉的几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游览了南京的大街小巷。百闻不如一见,他亲眼目睹了所谓“革命首都”原来是达官贵人的天堂,穷苦民众的地狱。交通部的豪华建筑,鼓楼后街的华丽别墅,与路上飞驶着各式小轿车,花红柳绿的秦淮酒楼妓院,这些和小巷中衣襟褴褛、瘦骨嶙峋的成群灾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眼前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和希望,也使他认识到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国民党当权者,都是一伙男盗女娼,贪污腐败,愚弄民众的败类。“蒋介石向帝国主义投降了,向封建势力妥协了,中国革命失败了。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他坚定而愤然地说。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他必须重新探求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反动势力和宗教势力在校内十分猖狂。然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当时校内已有共产党员七八人,他们团结进步同学与反动势力斗争。与石璞同来南京的陈景星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中共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
石璞在陈景星的启发和帮助下,进步很快。他秘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明白:不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彻底打碎旧有而腐败的国家机器,人民就不能摆会穷落后,中国只有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出路。这时石璞已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为一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战士。
同年底,他由陈景星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在南京,不准备杀头,就不要加共产党!我是对着敌人的枪口加入共青团的”。不久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此时,他为自己立下一段警句,以勉励和鞭策自己:
努力才是人生,颓唐只见人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思想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生活要平民化。
勿悲观、勿怠惰、勿自傲。
石璞自入党后,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奔波。每当夜深人静,他不顾安危,在大街小苍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同时还秘密地到中央大学等学校联络同志。深夜归来,校门已关闭,他只得悄悄翻墙而入。由于石璞等同志的艰辛工作,使金大、晓庄师范、中大、浦厂等党组织成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一支坚强的战斗力量。
1930年3月间,一个美国的所谓社会学教授塞佛尔,在学校礼堂内放映一部由他在中国各地拍摄的记录片,影片中全是侮辱中国人人格的镜头,激起了在场同学们的无比愤怒和抗议。为引,石璞在中共金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了300多名爱国师生,召开抗议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大会。会场群情激昂,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驱逐侮辱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分子塞佛尔!”会上并散发了传单,当即组建“反帝大同盟”组织,同时向校方提出三条通令: 一、解除对帝国主义分子塞佛尔的聘约;
二、扣下侮辱中国人人格的影片;
三、立即解散由帝国主义分子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
校方当局迫于爱国师生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遗责,接受了师生们的正义要求,帝国主义分子塞佛尔在一片怒骂声中,夹着尾巴滚出了金大校门。斗争的胜利,使石璞等一大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斗志,同时也使一些彷徨不定的青年,认识了自己应追求的方向,从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反帝大同盟”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努力奋斗。
同年2月,南京下关英商和记洋行工人,在共产党员邓定海领导下, 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4月3日,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团结各界民众,发起组织“和记惨案后援会”,声援和记工人的正义斗争。
4月5日,全市各界人士和学生举行了全市性抗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暴行大游行,陈景星同志是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石璞积极参与声援活动,并走在斗争的最前列。
不久“反帝大同盟”又发起了纪念上海“五州惨案”5周年活动。石璞挥笔画了一幅漫画,揭露和控诉英帝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漫画贴在学校的壁报栏内,立即震惊全校,使校方惊恐万状。
金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百般仇视。当时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秘令便衣军警严密监视金大等校,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古城南京。
6月下旬,学校放暑假,许多人回家度假。东北藉的同学郑辅周、金鼎铭约石璞回东北休假,他坦然的对他们说:“两个月假期,我在南京能做很多事,我不回沈阳了”。他爱革命工作胜于爱自己的家乡,他谢绝了好友的约请,继续留在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8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度假的郑辅周突然接到金鼎铭转来的石璞拍发的急电,让他们不要回南京。原来当时南京形势十分严峻,石璞已经预感到敌人要采取行动,自己有可能被捕,于是便发出了这份示警电报。
电报发出后,南京形势更为紧张,警车昼夜在城内狂叫,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陈景星、石璞、王育仁等不幸被捕,金鼎铭、郑辅周等人也遭到通缉。
在狱中,石璞备受酪刑拷打,敌人对这位年仅此17岁的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的精神,深感惊讶而又无计可施。敌人阴阳怪气地说“”你这小小年纪也加入共党,真是中了邪啦……”。石璞怒目相视说:“你们早就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就是要革你们这些背叛中山先生的叛徒的命!言辞刚直、气势磅礴,驳得敌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在狱中,石璞还仿苏武牧羊的调子唱起:“工农痛苦实在深,资本家剥削,豪绅又欺凌,国民党、改组派,压榨实在凶……打倒国民党,驱逐美日英,建立苏维埃,红旗照日月,工人解放,农民翻身,大家庆升平!”
9月4日清晨,凶残的敌人在雨花台下对石璞等同志下了毒手。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辉灿烂的一页。同时壮烈就义有陈景星,张叔巍、师集贤、李林泮、罗仲卿、冯爱萍(女)、何月芬(女)7位共产党人。
石璞同志牺牲后,金陵大学方出资将陈景星、石璞葬于雨花台的奉直义地。
解放后,对陵园范围内,进行了多次寻找先烈墓地的工作,终在党和人民及烈士亲属的支持协助下寻找到石璞烈士的墓地。
石璞烈士的胞兄石瑛同志于1964年5月23日在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发表了“三访雨花台”一文,记述了寻找石璞烈士墓的经过。现将“三访雨花台”全文抄录于后:
我的弟弟石璞烈士殉难于南京雨花台已经三十四年了,烈士青冢何处,我一直惦记着。
1930年璞弟遇难时,我正求学海外,第二年我由欧洲回国,一踏上祖国土地,璞弟死亡的讯息像晴天的霹雷一样震撼着我,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夺去我年青的弟弟,中国的优秀青年。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烈士家属关怀得无微不至,当时政府为追恤家庭,曾请父亲写过一份璞弟生平材料。
1953年我出差去上海,想路过南京时前往雨花台悼念烈士忠魂,并想寻找石璞之墓。南下前夕我查找了解放初父亲为政府写的那份材料,从中找到一点线索。
我家原系辽宁铁岭人。璞弟十六岁时,即1929年与同学数人赴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从事地下活动。不料事情泄漏,于1930年8月在学校被捕,9月4日牺牲于雨花台,时年仅17岁。依照当时法令,璞弟尚未达到判刑年龄,但反动法庭将其年龄增加二岁,加以杀害。璞弟死后,寄灵于雨花台东北隅之永宁寺,后又移葬于奉直义地(即辽宁河北两省义地。)
我由上海返京途中来到了南京,下车之后直奔雨花台。烈干陵园管理处的负责同志对烈士家属予以亲切接待,立刻拿来有关璞弟的生平资料给我参阅,可是关于璞弟墓的记载不详,赴雨花台东北隅的永宁寺旧址(现已改名为二泉)了,也毫无所得。原奉直义地看坟人孙德斋已故去多年,其妻立刻同我至义地查找,从日午到黄昏,走遍义地的每个角落,毫无遗迹。心想事隔20多年,人间又起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璞弟之墓恐不易寻到了。
十年过去了,1963年我出差南京,公余之暇我又前往雨花台。陵园管理处主任和资料股林同志对寻找烈士墓的事十分关怀,又找出一些烈士的新的资料,我觉得比十年前对璞弟的记载更丰富了,并知璞弟墓前曾由当时金陵大学教授倪先生立了一个小石碑。同时对陵园同志们经年累月地苦心搜寻烈士遗迹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感动。林同志热情地陪同我再访奉直义地。可是十年前的记忆已经模糊,询问当地群众关于奉直义地的所在地亦均不知晓了。
今年初,我又去南京讲学,林同志又陪同我寻找奉直义地。按记忆中的模糊方向,耐心询问当地群众,均不知晓,直至暮色苍芒才回来。第二天我再去雨花台时,发觉林同志为此事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热心的寻找线索,他曾访问了十年前在雨花台工作的同志们。我考虑到明天即将离开南京,天色已晚,我就向雨花台管理处的同志们道别,临走时,同志们坚定地说:“寻找烈士遗骸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您走后,我们继续寻找”。因为几次来雨花台一直行色匆匆,这次我想寻墓之事尽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便在毛主席题字的烈士纪念碑前徘徊了一下,看着雨花台四周的青松翠柏,芳草鲜花,再看纪念碑上“死难烈士万岁”题字时候,心中带来了无限的慰藉。走下山麓时,我想买几块雨花石作纪念,于是向卖雨花石的小摊子走去,当经过雨花台食堂时,遇见两位人民公社的社员,我无意中询问:“二位是本地人吗”?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答道:“你找什么地方?”我接着说:“奉直义地在哪几?”他笑着说:“巧极了,我就是看管人孙德斋的儿子孙炳正,他死后, 我也看管过。”我急忙问道:“十年前我曾来过一年,怎么没见到你?你母亲还好吗?”他说:“1952年我搬到雨花台附近水洞二社居住了,我母亲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于是我向这位农民兄弟讲述了寻找烈士墓的经过……我们正谈到由衷之处,正好林同志下班过此,当时三人约定,第二天早八时在雨花台会齐前去寻墓。
第二天,我踏着黎明的曙光很早就来到雨花台。这位农民兄弟一见我就急忙赶上来:“你兄弟的墓找到了,墓前有小石碑,上边写有“辽宁石璞之”。到了奉直义地,在东北角看到了一个坟,石碑上写的是“辽宁石璞之墓”,“墓”字被土埋上。墓志铭上左书“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右书“××示人”(模糊不清”)(抄者注:石璞同志1930年牺牲,牺牲后遗体寄放寺内,直至1935年才迁葬奉直义地,故而碑文刻为民国二十四六月)陵园管理处闻讯后立即通知拍照组的同志,由林同志陪同和孙炳正一道前往石璞烈士墓。我当时心情是难以描述的……遗失三十四年的烈士骨骸终于在党和人民的支持协助下找到了,怎能不使我感激党和人民呢?陵园的同志们说:“马上换一碑碣,上刻烈士事略,今年指定专人照管,待将来雨花台烈士陵园规划妥善后,即将石璞烈士墓与在雨花台牺牲的其他革命先烈的坟墓一起安葬在雨花台。”
当天夜里,我又一次向南京告别了,在车中兴奋得一夜无眠。次日车过泰安,我凭窗看着高耸的泰山,心中不禁想起毛主席说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句话。革命先烈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对于我们生者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和鞭策呵!”
(作者单位:雨花台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