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改造纪实

王 维 有

 

    板桥街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叫‘板桥公社’，后来又改称“板桥乡”，是全区第一粮食生产大乡。那时全乡的土地“三定”面积是13625.67亩，全年总产量为1600万斤，其中上交国家销售粮980万斤，留足下一年种子80万斤，社员口粮540万斤。为了保证完成全年粮食总产，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从1973年到1978年，板桥地区由传统的一年“二熟制”改为一年“三熟制”，即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种三季庄稼。这种“劳民伤财”的举措搞了五年后废止。

    “三熟制”是种一茬大麦或元麦，然后种一茬早稻，早稻收割后紧接着再种一茬早熟品种的水稻，这叫做“早翻早”。三季庄稼加起来有：大元麦亩产300多斤，第一季稻亩产400多斤，第二季稻顶多不超过400斤，这样亩产总共才1200斤左右。在80年代以后板桥地区恢复麦稻两熟生产，由于推广良种和科学种田，两季粮食平均亩产达到1500斤，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三三得九”真的不如“二五一十”。

    提起当年搞“三熟制”，板桥地区上了年纪的村民真是刻骨铭心。

    首先是季节太紧，劳动强度太大。“四月南风大麦黄，采了蚕茶又插秧”，这是古代的民谣。大元麦的成熟期在农历四月，也就是公历5月中旬。收割完大元麦后立即要耕田栽秧。否则季节不等人。当年提出的口号是：“早上地里一片黄，中午地里一片白，晚上地里一片绿”。就是说早上地里还是一片黄的成熟的庄稼，中午就要收割完毕，然后放水泡田、耕田使田里呈现一片水的白色，那么下午就要栽完秧苗使田里呈现一片绿色。午季如此，秋季抓得更紧。第三季一定要保证在立秋前插完秧。立秋一般在8月8号，所以要求各生产队插秧哪怕插到“8月8号8更8点”也要插完最后一棵秧。因为立秋是后茬稻的季节下限，过了这个时间水稻的生长期不够，灌浆成熟前一旦遇霜，那将前功尽弃。我们这里不比南方，广东福建等地区纬度低，无霜季短，那里种三熟制有气温保证，换季时间游刃有余。象南京地区的纬度种三熟制、确实让人勉为其难。

    当年发展经济的口号是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各级领导对发展粮食生产都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市委领导刘济川亲自来板桥蹲点，抓“三熟制”生产。全公社“三熟制”面积要保证60%以上。公社再根据土劳比例层层分解到生产大队，生产队。近华大队傅李二队“三熟制”面积竟然达到80%。

    搞“三熟制”不仅时间紧，任务重、劳动强度大，而且生产环节多。收割、脱粒、播种、育秧，耕田，施肥，治虫，田间管理等环节环环相扣，丝毫不能松懈。有一年抢栽二茬稻，傅李二队秧苗不够，队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后来经过公社出面协调，在落星大队红旗七队借秧苗。一天晚上，傅李二队全体劳力到红旗七队拔秧，拔了一夜秧。天亮后社员们互相瞅瞅彼此都不认得了，全身全脸都是泥水。因为夜晚蚊子叮、蜢虫咬，人们熬不住只好用带眷泥水的手去拍打，结果弄得满头满脸全是泥水。

    “三熟制”两次换茬一次在小满前后，一次在立秋之前。这个时段叫“双抢”季节，即“抢种抢收”。这个时段在时间安排上要争分夺秒，在劳力调配使用上要精打细算。“双抢”季节，劳动力要起早贪晚披星戴月连轴转，是不允许请假歇工的。所以当时有段民谣是：“小病撑着干，大病哼着干，头疼捆着干（用布或毛巾扎头）肚子疼捧着干（孕妇临产前仍下地干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长是最难当的角色，因为在“双抢”季节社员的体能确实发挥到了极限，许多人都有实际困难，抓得太紧，似乎不近人情，社员有意见；但是“慈不掌兵”，又不能不抓紧，不抓紧季节不饶人，生产任务完不成。因此在搞“三熟制”的那几年里，每到年终，全公社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长撂担子不干。通过“三干会”，苦口婆心地做队长工作，用“大道理管小道理”，动员和鼓励他们继续挑起“革命的重担”。那时生产队长叫“年长”（连长谐音，即干了一年就不想再干），公社干部叫“团长”（团结和动员队长继续干）。

    另外一个问题是：搞“三熟制”开支大，农本高。多出一茬庄稼就多出一茬的种子，肥料、农药。几乎要多花销一倍的人力物力。二茬稻的病虫害还特别严重，治虫的次数和农药量都要加倍才行。有一年后作稻发生严重的稻飞虱，且稻飞虱更加具有“抗药性”。用原来方法治虫效果不显著，后来改用柴油喷洒。但是柴油污染了稻草，这一年冬天，有几条耕牛因为吃这种稻草而中毒死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照亮了中国大地，使全国的各行各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板桥的“三熟制”生产终于废止了。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一味蛮干，这种渴泽而渔劳民伤财的做法今天已成为一页历史——一页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教训的历史。

 

 

（作者单位：板桥街道退休干部）